胸外科的现状以及展望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 丁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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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普胸外科起步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1937年王大同首次完成我国首例肺叶切除术，1940年吴英恺在我国完成第一例食管癌切除、食管胃吻合手术，1941年张纪正完成了首例肺癌全肺切除术。随着科学技术，我国国力，以及整体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我国普胸外科已经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信息科学，分子生物学，人工材料科学等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同时与医学领域互为交叉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学科，为疾病的诊疗提供了更多的物质支持与技术支持。随着各项新的诊疗技术的应用，一些新的诊疗模式的建立，以及循证医学理念的进一步为我国医疗工作者所接受，普胸外科得以进一步发展。PET-CT，腔镜技术，麻醉水平以及重症监护水平等为代表的新的诊疗技术促进了普胸外科的进步，同时也为普胸外科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与此同时也对普胸外科的传统诊疗模式以及一些曾经为医务人员熟知的诊疗方式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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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的外科治疗
肺癌已经成为全球死亡率最高，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近年来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肺癌的控制以及治疗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但是其发病率以及死亡率仍然在不断上升。
我国目前的肺癌死亡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我国肺癌的死亡率由70年代的7.09/10万上升到90年代初的17.54/10万，增加了111.85%；其中2000年到2005年的新发病例数男性由161839到332286例，女性由119648例到165622例；死亡率男性35/10万到42.5/10万，女性12.5/10万到16/10万。而江苏省近20年来肺癌的死亡率上升了3.67倍；在抽样调查的74个城市里肺癌的死亡率占各种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一位。上海市从1960年至1976年间肺癌的发病率从5.25/10万增长到30.7/10万，上升达6倍。我国每年的肺癌死亡人数为60万。
手术仍然是治疗肺癌的重要的手段，但是手术疗效已经进入平台期，5年总生存率IA 期 70-90%，IB期50-70%，II 期50%，IIIA期15%。根据一项基于我国8个临床中心16000例患者的资料：手术切除率79.7%-97.8%，并发症发生率1.7%-15.7%，手术死亡率 0.8%-3.1%，5年总生存率27.2%-40.6%。单纯的外科治疗无法有效地进一步提高生存率，以外科为主的综合治疗成为主要治疗模式。遵循循证医学证据，根据大规模临床试验制订治疗方案逐步成为各个临床机构治疗的选择。注重肺癌的个体化治疗模式逐步被胸外科医师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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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年的发展，我国普胸外科对于肺癌的诊疗达成一些重要共识。
㈠ 术前准确TNM分期是选择治疗模式的科学依据。这样符合卫生经济学的要求，可以避免过度治疗，准确评估和提高生存率，有利于开展肺癌临床研究，评价手术和药物疗效。术前评估纵隔淋巴结转移方法方面通常认为：PET-CT优于PET优于CT ，特异性方面PET-CT 82-97%，PET 91%， CT 77%。敏感性 PET-CT 83-93%，PET 79%， CT 60%。准确性 PET-CT达86-94%. 纵隔淋巴结活检优于CT，Cooper等报道700余例胸部CT术前淋巴结评估中，CT阴性的350例患者中经纵隔镜淋巴结活检有阳性淋巴结的47例占13%，CT阳性的408例中经纵隔淋巴结活检证实为阴性的患者为202例占49%。
㈡ 规范肺癌分期手术模式，尽量减少或者杜绝不完全切除肺癌手术。目前公认I, II, IIIA肿瘤低容量适合手术治疗，IIIA肿瘤高容量，IIIB期肿瘤需要经辅助治疗降期后才可以手术治疗。所用手术方式中：应该选择解剖性肺叶切除加系统肺门纵隔淋巴结清扫。少数患者需要进行全肺切除或者支气管袖式肺叶切除术
㈢ 积极开展局部晚期肺癌的扩大手术治疗。对于T4（局部晚期）N0-2 可以扩大切除手术。包括 胸壁（T3），心包，气管，心房，大血管等。目前我国国内已经有20多家机构开展扩大切除，手术患者超过1000例以上。其中手术死亡率＜11%，手术并发症率15.2%-29.4%，5年生存率 20.8%-33.1%。周清华报道的隆突合并心脏大血管切除重建手术治疗局部晚期中央型NSCLC术后1、3、5和10年生存率分别为81.34% 、59.47 %、31.73% 和24.06%.
许林报道的隆突成型治疗中央型肺癌的术后1、3、5年生存率分别为76.21% 、47.23% 、26.83% 。气管隆突及下段气管的手术技术可行但是达到切缘阴性困难。椎体侵犯的扩大切除手术不易完全切除，可以分期切除。同时需要脊柱外科医生协助完成手术。Chadeyras JB报道侵犯脊柱肺癌32例(肺叶切除或者全肺切除联合部分或者全部椎体切除）。 5年总生存率24%。但是对于肺癌的扩大切除手术，由于手术复杂难度大，创伤大，合并症多。应该根据术者经验，医院条件等慎重开展。
㈣ 系统纵隔淋巴结清扫可以提高肺癌生存率与准确分期，对于系统淋巴结清扫的患者5年总生存率I期81.44% II期47.56%IIIA期28.63%；淋巴采样的患者I期58.49%， II期42.60，%IIIA期18.11%。
㈤ 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探索综合治疗模式。对于辅助化疗已经基本为我国绝大多数肺癌外科治疗医师接受。对于完全切除术后NSCLC应该给与含铂2药方案，接受上述方案的患者5年总的生存率有15%的绝对获益，治疗相关死亡0.8%，3-4度的神经毒性2.0%。辅助化疗不宜超过4个周期。IA期，肺泡细胞癌，全肺切除，PS≥2，有术后合并症致术后恢复慢和不适于使用铂类药物的患者不宜行术后辅助化疗。
尽管我国的肺癌外科为主的综合治疗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针对我国国情的大规模临床试验证据，目前仍无法制定适合我国人群的临床指引。对于我国人群特有的肺癌分子标志物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早期诊断的病例仍然只占到20%，仍需提高早期诊断的技术与方法。治疗效果与国外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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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应该继续开展相关工作，进一步提高外科在肺癌治疗中的作用。
㈠ 提高早期诊断率，开发更加有效的早期诊断的手段。例如痰检，低剂量CT等。同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早期筛查制度，特别是对于高危人群的筛查。另外开发应用较为敏感的分子生物学检查方法作为早期筛查手段的一种选择。研究我国人群具有的肺癌分子表达的特性，研究我国人群肺癌的生物学行为的特性，这些特性对于治疗和诊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㈡ 对于早期肺癌外科手术仍然是主要治疗方法。根据新的AJCC 2007分期以及《2007中国肺癌临床指南》制定新的手术思路。同时努力提高腔镜外科为主的微创治疗在早期肺癌中的应用。提高和改进外科治疗技术，进一步提高肺癌的切除率。
例如根据新的AJCC 2007 临床分期：将同一叶卫星结节的T4肿瘤定义为T3；将同一侧不同肺叶卫星结节的M1肿瘤定义为T4。这将给与这一部分患者手术的机会从而有可能获得进一步提高生存的机会。根据《2007中国肺癌临床指南》强调了手术性质，将手术明确定义并且分为完全切除，不完全切除，不确定切除。特别强调了孤立性转移应作为Ⅳ期肺癌的一个亚型进行处理，给与更积极的治疗处理。对于肺癌孤立性转移瘤应与相应外科合作：神经外科，腹部外科，骨科等。
在我国胸腔镜外科治疗肺癌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提高。目前许多大的临床机构都在积极开展腔镜在早期肺癌中的应用，上海市登山计划资助的胸腔镜治疗早期肺癌的研究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上海市肺科医院报道的截至2004年进行的121例电视胸腔镜下完成的早期肺癌，其治疗效果取得了满意疗效。
进一步提高外科手术的技术，提高局部晚期患者的切除率，争取更好的治疗效果。加快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例如光动刀、冷冻治疗、热疗（射频消融）、放射性粒子治疗、肿瘤质子治疗等在胸外科的进一步应用，以及新型的吻合器械，技术以及材料的应用。
㈢ 开展较大规模合理设计的前瞻性临床研究，为制定适合我国人群的外科治疗临床指引提供充足的循证医学证据。目前参考的多数为基于西方人群为临床研究对象的临床证据，由于人种以及疾病发病规律的差异等，并不一定完全适合我国人群以及国情。这些指引同时也对于肺癌的辅助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辅助化疗方案的选择，今后根据分子标记物选择化疗方案也许是今后个体化治疗的一个方向。另外对于靶向治疗将来在辅助治疗方面的应用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例如目前国外的研究发现B-tubulin高表达会出现紫杉醇，长春瑞宾耐药。RRM1表达与吉西他滨疗效负相关。ERCC1高表达对于铂类出现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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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移植术
自1983年临床肺移植首次获得成功以来，肺移植术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肺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我国大陆肺移植起步很早，1979年辛育龄教授曾为2例肺结核患者施行肺移植，但均因急性排斥反应和感染无法控制，未能获得长期存活。之后大陆肺移植处于长期的停顿状态，直到1995年北京安贞医院陈玉平教授等为一终末期肺纤维化患者施行的左单肺移植，才宣告我国首例肺移植成功，术后患者存活了5年10个月。1998年安贞医院又成功施行我国首例的序贯式双肺移植，术后患者存活了4年3个月。期间国内的其他患者均在术后短期内死亡，肺移植工作在我国又停滞了近五年时间。近年来，国内许多医院竞相开展肺移植手术，数量发展较快，近、远期预后报道不一，但质量参差不齐。上海市肺科医院自2003年首例肺移植以来，目前已开展24例（次），术后存活19例，首例存活近5年，围术期死亡率为13%，术后1年、2年和3年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7%、73%和61%。
肺移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供者短缺。器官供者可分为死亡供者和活体供者两类，前者又可根据死亡情况分为脑死亡（DBD）和心脏死亡后捐献。2004年全球肺移植1815例，其中美国DBD肺移植达1157例。2001～2004年DBD肺脏利用率在16～17％之间，而同期肾脏利用率高达93％。人们也尝试利用NHBD和活供者，目前全球有报道的NHBD肺移植不足10例。活供者肺移植因有危及供者生命和健康之虑，仅美国和日本的少数几个机构开展。目前肺移植所用供者绝大多数是仍维持血液循环的DBD，极少部分采用活体捐献。
再灌注损伤引起的原发性移植肺功能障碍和免疫抑制治疗是肺移植术后医疗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肺移植术后的免疫抑制效果也比其他实体脏器移植差，大剂量免疫抑制剂已经表现出严重的不良反应，但效果仍不能令人满意。据ISHLT的2006年度报告，2000年1月～2004年6月的肺移植患者，术后第一年因排斥反应需治疗者超过50％，术后5年内出现阻塞性支气管炎综合症（BOS）者达45％；BOS在第1年之后成为最多见的死因，一些后期移植肺衰竭所致的死亡也与BOS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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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肺移植工作仍明显落后于国外先进水平。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 肺移植的认识问题
多数内科医生对肺移植的疗效持怀疑态度，因此在治疗上缺乏积极主动性。病人对肺移植手术能否成功以及预后没有信心，不少病人对生活质量要求不高，情愿痛苦的活着，也不愿冒手术风险。不少胸外科医生急功近利，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片面追求数量和社会效应，对肺移植的供受体选择标准掌握较肤浅；术前缺乏充分的准备，如呼吸康复训练、营养支持治疗、心理护理、心肺功能评价等；围手术期管理尤其是并发症的处理经验较少；不重视术后随访制度，对急慢性排斥反应的防治经验较少。
（二）供体来源及器官捐献体制不健全
我国至今尚无“脑死亡”立法，供肺的质量没有保障，一些术前必要的检查也无法进行，影响术后疗效。自愿捐献遗体的器官质量普遍比较差，很多都不适合作为供肺。因此，开展边缘供肺、尸肺及活体肺叶移植，增加肺源，同时建立全国器官共享网络，优化器官配置是推动我国肺移植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 费用问题
国内一例肺移植的围手术期费用大约需20～25万左右，与长期靠呼吸机辅助呼吸、静脉营养或肠内营养支持来维持生命的高额费用相比，肺移植显得更有意义。但这笔费用对于工薪阶层而言，仍然不菲。因此，探讨免疫抑制治疗方案，降低排异率，降低治疗费用以造福广大终末期肺病患者。
（四） 对器官移植机构的监管不足
器官移植“遍地开花”不仅造成了惊人的浪费，而且手术质量难以保证，医疗事故时有发生。2007年我国推行器官准入制度，有效遏制了盲目开展、低水平重复的不良趋势。不过，制定准入制度仅仅是对器官移植机构长期监管的开始，相关政策研究和制定必然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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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容积减少术
慢性阻塞性肺病是呼吸系统常见疾病，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和劳动力。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和吸烟人群的增加，全球的COPD发病率急剧上升。在美国，COPD已成为第四位致死病因，在国内某些地区成人COPD的发病率已达8.2%。据统计，全球每年有300万患者死于COPD，死亡人数明显多于肺部恶性肿瘤患者。
COPD内科治疗疗效不理想。纵观胸外科发展史，过去外科治疗肺气肿的方法有肋软骨切除术、加压腹壁、壁层胸膜切除术等，但效果均不理想。1957年Brantiga首次报道肺减容术（lung volume reduction surgery，LVRS）治疗重度肺气肿，但直到1995年Cooper等将其进行改良并取得了显著疗效后，方才引起医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迅速成为普胸外科领域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与此同时，在国内LVRS也得到迅速发展。
目前，经胸骨正中切口同期双侧手术、后外侧开胸手术和经胸腔镜手术已成为LVRS的标准术式。Cooper等的研究资料表明，LVRS术后30d的死亡率小于5%，术后1-5年生存率分别为93%、88%、83%、74%和63%，明显优于标准内科治疗。刘锦铭等的研究提示肺减容术后3月FEV1%改善约58%，但术后3年降至31%，RV分别减少33%和29%。虽然FEV1%在术后5年内逐渐降至术前基线水平，但较疾病的自然进展而言，LVRS仍然能明显改善患者的肺功能。研究报告显示经胸骨正中切口同期双侧手术和经胸腔镜手术疗效和预后相近；双侧肺减容术近期疗效优于单侧肺减容术，但远期疗效相仿；双侧肺减容术的手术死亡率、并发症发生率和治疗费用明显高于单侧肺减容术；单侧肺减容术为今后再次减容预留了空间。因此从经济-效益学角度分析，单侧LVRS可能更适合国人。
LVRS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是肺漏气（>7天，发生率约50%）。气肿的肺组织强度低、肺切割缝合面组织张力大易撕裂，导致切割缝合面持续漏气。目前多数单位在切割缝合器应用的同时缝合面加以垫片、可吸收缝线或喷洒生物蛋白胶加固，术后漏气的发生率明显降低，但仍不能完全避免。最近广州启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日本引进的NEOVEIL可吸收聚乙醇酸修补材料（分管状和片状两种），可以固定在切割缝合器上，能有效防止漏气。另一常见并发症是呼吸衰竭。晚期肺气肿病人体质常较弱，且合并有营养不良和右心功能不全等，术后易并发呼吸衰竭。因此术前规范的呼吸康复训练、心理护理和心肺功能评估，减少麻醉和外科操作所造成的创伤，加强围手术期的管理是预防呼吸衰竭的重要手段。
对于重度不均质性肺气肿，LVRS能显著改善肺功能和生活质量；但是对于均质性肺气肿和重度肺功能降低者(FEV1≤预测值的20%，DLCO≤预测值的20%)，并不适宜行此手术。而且LVRS存在一定的手术死亡率和并发症。这些都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近年来，采用微创方法使肺气肿最严重的肺组织萎陷，达到减容的目的，这已成为LVRS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如辅助常规LVRS的折叠缝合法、真空泵辅助肺减容法以及目前研究最多并已用于临床试验的经支气管镜肺减容术包括直接封堵法、单向活瓣法和支气管打孔法等。近年来，国内个别单位已开展经支气管镜肺减容术，吴琦等首次采用国产的单向活瓣记忆合金网状支架治疗重度肺气肿取得了良好的近期疗效。虽然经支气管镜肺减容术已初步显现出其优越性，但尚处起步阶段，还有待今后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对其作客观评价。
目前国内开展肺减容术的单位较多，各单位之间的医疗水平参差不齐，手术适应症的掌握不统一，术后随访制度不统一。且多数单位的病例数均较少，随访时间也较短，得出的结论可信度低，不利于对比与总结。作为治疗重度肺气肿的新方法，肺减容术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价需要严密的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因此，进行多中心协作研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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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
食管癌的外科治疗在我国已取得了巨大成绩,无论切除率、手术并发症或死亡率均取得了明显效果。河南邵令方总结全国近6万例各期食管癌，外科治疗5年生存率25％～40％，其中早期5年生存率90％以上。过去常见而危险的并发症吻合口瘘的发生率现已降低至2 %以下,有的单位低于1％。现简要介绍食管癌近年来的一些进展。
（一） 内镜下早期食管癌切除:
近年来对上皮内癌和部分黏膜内癌采用内镜治疗,其方法为病变组织切除法(内镜食管黏膜切除术) 和病变组织破坏法。协和王国清教授等应用内镜粘膜切除术治疗早期食管癌和癌前病变154 例, 并发症少，发生创面小动脉出血发生18例（11.7％）,食管穿孔2例（1.3％）,经处理后均顺利痊愈。内镜粘膜切除术具有诊断和治疗的双重作用。
（二）食管癌微创治疗：
食管癌微创手术可以分为胸腔镜下食管切除术,胸腔镜辅助下的食管切除术,纵隔镜辅助下食管拔脱术等，关于这一方面的报道近年来也逐渐增加。杜贾军等45例手辅助电视胸腔镜行食管癌切除术，淋巴结清扫程度与开胸手术无差异或好于开胸组，手术时间缩短，术中出血量和术后引流量减少。徐志飞等30例胸腔镜、腹腔镜联合切除术均取得成功，无围术期死亡，术后颈部吻合口瘘1例，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明显缩短。朱成楚等120例胸腔镜食管癌切除术，1、3、5年生存率分别达到81.5％、53.4％和47.2％。
（三）食管癌综合治疗;
术前化疗能否改善长期生存尚无定论。术后化疗对降低手术复发是有益的，仍需要大量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来验证术后辅助化疗对于提高综合治疗效果的意义。
术前放疗后获得病理缓解的患者长期生存率明显提高,而对放疗不敏感者术前放疗并无益处。术后放疗可以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但不能改善远期生存率。
术前放化疗能降低肿瘤分期、局部复发率、预防远处转移、提高近期疗效；对长期生存率的提高尚不明确.
术后辅以化疗和放疗,可以提高患者的5年生存率,而且可以减少术后复发和转移的发生。候良宝等报道术后辅以放化疗后在根治切除组和姑息切除组5年生存率分别为35％和20％，而单纯手术组则分别只有18.6％和0。
（四）新技术在食管癌术前分期中的应用
超声内镜在胸段食管癌术前分期中有重要作用,其T分期准确率明显高于传统CT扫描。
PET能发现更多的远处转移，PET/CT将在食管癌术前分期, 三野淋巴结清扫指征的选择, 预测新辅助放化疗疗效方面起较好的作用。
纵隔镜对CT或PET发现的上纵隔淋巴结如喉返神经旁淋巴结进行活检, 如证实有喉返神经旁淋巴结转移, 患者应该接受三野淋巴结清扫,以期获得更好的局控率。
问题与展望
（一） 食管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工作亟需加强
早期食管癌手术切除术后5 年生存率可高达90 %以上,因此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才是提高治愈率的有效方法。在早期诊断方面,色素内镜用于食管黏膜染色,可以提高早期食管癌的检出率。王国清报告经纤维食管镜1.2%碘液粘膜染色在林州市筛查出740例早期食管癌，其中540例接受手术治疗，5年、10年、25年生存率分别为86.14%,75.02%及56.17%。
（二） 个体化治疗
随着影像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进展,食管外科同时也必将走向基于此的个体化治疗。推广超声内镜（EUS）应用，EUS＋CT对TN分期准确率分别达到86.3％和90.0％。多中心临床研究进行三野淋巴结清扫和二野淋巴结清扫的对比，从而明确三野清扫的适应症。
（三） 食管癌微创外科治疗的建议
腔镜食管癌切除手术创伤小,对心肺功能干扰不大,安全性也相对增高,肺部并发症也相应减少。但国内开展食管癌腔镜手术治疗的单位相对较少。应逐步在有条件的医院进行推广，并制定相应的手术规范和适应症。
（四） 提高术后患者生活质量
我们应该不断改进和提高手术方法和技巧,减少患者术后返流、狭窄和厌食等痛苦。指导他们如何正确处理,减少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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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良性疾病
我国由于食管癌发病率占绝对优势，使食管外科成为了食管癌外科。对需要外科治疗的食管良性疾病的重视不够，食管功能检查开展较晚。但近年来对于食管良性疾病的研究和治疗逐渐得到重视，现简要介绍近几年国内的进展。
（一）贲门失弛缓症的外科治疗开展逐渐推广，Heller手术仍为首选对于中度食管扩张者疗效满意。但食管呈S形者，却不适宜作Heller单纯肌层切开术。
（二）医源性食管穿孔增多。常发生于胸部手术解剖肺门或清扫隆突下、下肺韧带淋巴结，Heller手术切开食管胃结合部等。发现后应尽早手术修补食管破口。
（三）返流性食管炎及Barrett食管受到重视。对返流症状严重并合并裂孔疝者，多家医院已经采用腹腔镜下Belsey Mark IV或Nissen胃底折叠术取得满意效果。
（四）记忆合金食管支架应用增多，广泛应用于食管狭窄、食管吻合口瘘和食管气管瘘的治疗。但支架在食管内移动、梗阻、取除困难和穿破气管膜部及邻近大血管等并发症难以克服，故需慎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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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外科
我国的气管外科近年来由于新技术新的材料的应用有了长足的进步。
人工气管应用已经开展，硅胶，碳素人工气管已经在一些医疗机构取得成功，并且有较为长期的生存报道。但是较为理想的人工气管仍然没有解决。目前正在积极引入材料工程学，努力解决这一难题，在许多机构的动物实验中已经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
气管的环形切除对端吻合，以及气管隆突切除重建已经在许多大的临床机构成熟开展，并且取得稳定的疗效。气管的侧壁修复方法多样，带蒂肋骨骨膜肋间肌修复，肺叶切除支气管劈开上翻修复气管，肺段组织瓣加金属网修复，颈部皮瓣加记忆金属网作气管重建（赵氏人工气管）。
还有一些医疗机构希望通过器官移植来解决上述问题，在气管移植方面，上海胸科医院曾行同种气管移植2例，其中1例生存期较长。其他在气管冷冻移植等方面一些医疗机构进行了成功的动物实验，但是仍不成熟。
近来通过硬质气管镜等器械在气管内肿瘤，狭窄等疾病方面的治疗取得了较为了成熟的效果。配合激光，电灼，内镜钳，支架，扩张囊等手段，可以较为理想地治疗气管内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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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膜间皮瘤
（一）手术切除方式：
常用胸膜切除术和胸膜全肺切除术。有报告接受胸膜全肺切除术患者的无瘤生存期较胸膜切除术者显著延长，中位生存期达20月，因此对有合适适应症者应积极行胸膜全肺切除术。
（二）放射治疗
单纯放射治疗不能明显改善生存率，但对于缓解顽固性疼痛、改善生存质量有肯定疗效。Gordon等报道, 放疗有效的最低剂量应为Dt40Gy , 方可取得一定程度的症状缓解。对于肿瘤直径≥3cm 的肿瘤, 有效控制剂量应争取达到60～70Gy。调强放疗技术（MRT）在靶区获得较高剂量照射的同时可有效降低周围正常组织和器官的损伤，在间皮瘤的放疗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三）化学治疗
既往常用化疗方案有ADM＋DDP，GEM＋DDP等，但Alimta+DDP方案目前被推荐为该病治疗中的标准方案，在一个456名病人参加的国际多中心随机Ⅲ期临床研究中, 采用了alimta + PDD (PC) 方案，有效率41.3％，中位生存期12.1月。目前有几种颇有潜力的VEGF抑制剂用于间皮瘤治疗正处于研究阶段，如：bevacizumab(Avastin) , SU5416 和沙利度胺(thalidomide)。
（四）综合治疗
术后辅以高剂量放疗能降低复发率，改善生存。Rusch等将这种方案作为早中期间皮瘤病人的标准治疗方案。术后加化疗与单纯手术相比并未明显改善生存率，但尚需大型、前瞻性的随机对照试验证实。
问题与展望
（一）胸膜全肺切除术的手术适应症
国内真正开展规范的胸膜全肺切除的单位很少，需积极推广，同时制定严格的手术适应症，降低围术期并发症率和死亡率。
（二）新的治疗方式
光动能治疗、基因疗法、单克隆抗体和小分子化合物等新的治疗方式正在临床或试验研究阶段。国内对于这些辅助治疗的基础研究薄弱，亟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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